唐太宗李世民的领导谋略
一代帝王李世民，贞观之治留美名.....
--- 诸葛道熹
马君： “贞观之治”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与作为贞观时期的最高统治者李世民的领导谋略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符合国情的治国总方针
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唐代地主阶级,都亲身经历了隋王朝由盛到衰,溃于一旦的过程,他们亲眼目睹在反抗隋王朝暴政中人心向背所产生的巨大威力,因而在深为震惧之余,十分重视汲取隋亡的教训。唐太宗与其臣下谈论隋亡的教训,仅记载于《贞观政要》之中的就有近50处。唐太宗曾深有感慨地得出隋亡的教训是:“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蕺。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属,殒于匹夫之手。”显然,李世民已从隋亡的教训中,认识到关键是要以隋的暴政为戒,要注重人心向背。因此,他不但在教戒太子时反复多次以水比喻人民,以舟比喻君子,强调“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谓惧! ”而且对臣下一再强调“先存百姓”的重要性。李世民以隋亡为教训,深怀忧惧,以“安人宁国”为总方针,一方面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不夺农时,轻徭薄赋,少兴土木,慎动兵戈的让步与改革的政策;一方面则擢用贤能,求谏纳谏,重视法制,整饬吏治,力戒奢靡,使朝野上下形成一种以隋亡为戒的勤谨为政,清廉自律的风气。
二、切合时弊的一系列重大改革
继隋而起的唐王朝,百废待兴。唐太宗继位后,顺应历史的发展,为满足地主阶级的需要进行了全方位的社会变革。
1. 政治上,为了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设立三省制。三省制即中书省负责全国军政大事,代皇帝起草诏令,是决策机构;门下省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如发现不妥,可以不批或驳回,是审议机构;尚书省负责皇帝诏令和政策的执行,是执行机构。实质上是将以前封建王朝的丞相之权,分隶于相互制约的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而总于皇帝。三个机构相互监督,检讨政事,以便于皇帝的控制,从而防止草率从事或政出多门的弊端。例如,按唐制18岁丁男要服兵役。但中书省封德彝在替皇帝起草的诏令中,改为16岁、个子高的也要服兵役。而门下省魏征认为有违律制,拒不签发。后来,李世民出面干预,盛怒之下将魏征训斥了一番,但魏征仍不签发,并以用兵不在多而在得法的道理提醒他要取信于民。李世民闻之有理,转怒为喜,并奖励了他,就这样,一个错误决策未能出台。为了加强对各级官吏的控制,唐太宗在中央设置独立的监察机关御史台,“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太宗时,还分全国为十个道,实行由皇帝派遣巡按使,考查各道州县官吏。巡按使品级虽然不高,但任务重,权力大,是皇帝设置在地方上的耳目。
2. 经济上,唐太宗为使流亡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来,发展生产,保证赋税、徭役和兵源,推行均田制。按唐律规定,根据封建等级和爵、勋官的高下,给予多少不等的土地,并计人口授予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以土地,以此作为维护唐政权的物质基础。尽管唐代实施均田制并不彻底,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但口分田与直接生产者相结合,使田亩不致荒芜,保证了农业生产;永业田和直接生产者相结合,使桑麻按时种植,提供了手工原料。并明确鼓励垦荒,开发资源。对于在宽乡“务从垦辟,庶尽地利”,准许卖口分田。这有利于促进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也为租庸调制的实行奠定了基础。一系列措施使人口激增,耕地面积扩大,单位产量上升,户口殷繁,人力充足,社会财富充实,人民生活优裕,出现了封建社会少见的“河清海晏,物殷俗阜”的局面。
3. 官吏管理方面,完善科举制。唐太宗明确规定不论读书人出身、地位、财产状况,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再由官吏举荐;考试定期举行,不必等候皇帝下达诏令;严格考试,录取与否完全决定于考场文章的优劣。科举制度的完善,使世袭贵族作为一个阶层不复存在,朝廷吸收了一大批中小地主阶级的成员参加封建政权,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也增加了封建政权的活力,有利于在地主阶级内部实行“任人唯贤”的原则,客观上促进了相当一部分中小地主的进取心,为一大批致力于为官入仕者开辟了一条虽漫长,但却机会相对均等的道路,一定程度上消弭了长期以来中下层平民对于国家用人取才之道所持有的怨言,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所以史书高度评价唐朝科举制,说:“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莫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美给华资,非第勿处,雄藩剧郡,非第勿居,斯乃名实相符,亨达自任。”尤其是太宗时将“明法”,即法律科目作为考试的内容,对司法教育影响很大。学校为了使自己的学生能够在省试中顺利通过,把法律科目作为自己的教学内容;考生为了使自己能通过考试,然后做官,也把法律科目作为自学的内容。从而普及了法律教育,加强了人们的法律意识,提高了司法官吏的个人素质,从而为秉公断案,减少冤狱奠定了一定基础。
4. 法律上,制定并颁布《贞观律》。唐太宗是一位十分重视法制建设的皇帝。在他即位之后,便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对《武德律》“更加厘改”,前后历经十年,至贞观十二年定本《贞观律》。《贞观律》充分体现了立法公平,务求宽简;慎狱恤刑,反对严讯;明正赏罚,一断以律的思想。《贞观律》将五百条死罪减少九十二条,改流罪为徒罪七十一条,并删去“兄弟连坐俱死”之法,还从死刑的判决到推勘、复核,都建立严格的程序。贞观元年,李世民首创封建法律史上的“九卿议刑”制,亲自规定“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九卿议之。”还对死刑的执行规定须行“三复奏”、“五复奏”程序,且下诏“自今门下复理,有据法合死而情有可宥者,宜录状奏。”这对慎重使用死刑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唐太宗的以身作则,贞观年间形成了执法严明公允的局面。“官吏多功能自清谨”,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猬之伍,亦“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这对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高超的用人艺术
由于官吏是执行国家职能和政策的工具,所以,唐太宗一贯重视人才问题。登基之前,在他手下就有著名的十八学士常与他纵论天下,指点江山,成了他的智囊团。贞观元年,唐太宗初登大宝,便对大臣们说:“正主御邪臣,不能治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治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在任用官员时,他很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知人善任,扬长避短。房玄龄长于谋略,杜如晦能断大事,李世民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珠联璧合,同心辅政,人称“房谋杜断”;魏征敢于进谏,被封为谏议大夫,李世民将其视为知得失的一面镜子;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温彦博“敷奏详明,出纳惟允”;戴胄“处繁理剧,众务必举”。李世民均让其各自发挥特长,各尽所能。
2. 不计旧怨,真诚相待。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谋士,曾劝李建成尽早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把魏征召来,当众斥责魏征离间他们兄弟俩的关系,周围人都为魏征捏了把汗,但魏征神情自若并说太子若早听他的话,就不会有灭顶之灾了。李世民见他气魄非凡,临危不惧,便转怒为喜,认定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遂封他为谏议大夫侍中。魏征觉得太宗是旷世明君、天下英才,便慨然辅国,频频进谏,短短几年就进谏达二百多次。当魏征一病不起时,李世民满面忧色,多次亲往魏家探视。公元643年,魏征去世,李世民不禁痛哭,罢朝五天。他说,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可以见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征一死,我失去一面宝镜。
3. 不讲资历和出身门第。李世民为招纳人才,不拘一格。公元629年,他令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中郎将常何不通文墨,但所上二十多条竟条条默合旨意。李世民惊奇地追问常何,常何说是家里门客马周所作。李世民觉得这是个人才,立即召他进宫,但马周迟迟不来,李世民不厌其烦,四次派人去请,“与语甚悦”,立即叫他到门下省为官,后官至宰相。
4. 赏罚分明。李世民把全国的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卧室内的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随时可知谁办了好事,哪个干了坏事,以备赏罚。濮州刺史庞相寿贪赃枉法,被撤了职,并要退赃。他上奏太宗求情,李世民则认为,原谅贪赃枉法之人难使国家清明,尤其是自己的亲朋旧部下,最后还是查办了他。
5. 严加指责奸臣小人。有一次,李世民在花园游玩,走到一棵树前,啧啧称赞。随从宇文士及也趁势附和。太宗听了很反感说:“魏征常劝我远奸臣小人,我曾猜疑是你,今果然不错。”宇文士及羞得连连叩头。贞观年间,在唐太宗李世民身边聚集了一批有谋略、能征善战的人才,形成了以李世民为核心的稳固的最高领导集团。这个领导集团,就其个体来说,个个德才兼备,就其群体来讲,大家用各自的力量和智慧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竭尽全力。正如李世民在一次讨论创业与守业孰难时所说:“创业之不易,即往矣;守业之难,方与公等慎之。”贞观君臣之间,尽管也有意见相左之处,也有发生磨擦之时,但其目标一致,团结一致,主明臣贤,同舟共济,这是基本事实,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极为难得的。
四、善于求谏纳谏的良好风尚
唐太宗李世民是纳谏这方面表现最佳的一代明君。唐太宗登基后曾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又说从前尧虚心询问人民,因而有苗的恶行能够上闻;舜能兼视并听,所以共工、鲧、驩兜无法脱逃罪责;秦二世专信赵高,因而有望夷之祸;......隋炀帝专信虞世基,因而酿成彭城阁之变。因此人君能兼听广纳众人的言论,下情才能上达。李世民听后频频点头称好。贞观时期,唐太宗君臣共商国是,臣下犯颜直谏,皇上虚怀纳谏,可说是蔚然成风。求谏纳谏方面,李世民非常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 鼓励大臣犯颜直谏。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贞观四年,李世民想巡游洛阳,下令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指出隋朝大兴土木,搞得民不聊生。眼下民生凋敝,这样做恐怕弊害比炀帝还厉害。太宗听张玄素把自己说得不如隋炀帝,怏怏不乐地说:“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说:“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 ”李世民被刺醒,下令停修乾元殿,并赐张玄素200匹绢。
2. 主动纳谏。李世民的精神风采英俊刚毅,群臣进见,都因畏惧而举措失常。李世民也明白,每次见人奏事,必表现出温和的脸色,希望得到规劝谏诤。李世民曾告谓群臣:“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如果君王任性不听谏言,自以为是,臣下就会阿谀顺者,结果君王失国,臣下怎么能独自保全性命? 像虞世基等人以阿谀事奏炀帝而保有富贵,炀帝被杀,虞世基等人同样受诛杀。并告诫群臣“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毋惜尽言! ”同时,下令任职京师的官员五品以上轮流住宿中书内省,数次召见他们问及民间的疾苦,政事的得失。还对进谏者予以奖励甚至重奖,以鼓励大臣们进谏。
3. 勇于据谏改正失误。李世民爱好骑马射箭,孙伏伽进谏说,天子居于九门之内,“出警入跸”,阻止行人通行。同时指出,李世民喜欢跑马射箭以娱乐亲近的臣子,这是少年当诸王时的作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不能用来安养皇上的身体,又不能做后代的典范。李世民听后,不但没生气,反而异常喜悦,当即任命孙伏伽为谏议大夫,不久便改变了自己骑马射箭的爱好。
4. 不仅自己纳谏,还极力倡导大臣们也要受人之谏。贞观元年,他曾对大臣们说:“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故公等极谏。公等亦爱人谏,不可以己所欲恶而为之,苟自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正因如此,诤谏之臣,知名于时,一倡百应,蔚然成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民主性质的宽松气氛和良好风尚。贞观时期也正是由于主明能纳谏,臣贤敢直谏,才确保了决策无大失误。
五、恩威并重的少数民族制度
唐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朝与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汉族人民和各少数民族人民之间也都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联系和交流,不仅对社会发展有利,而且加深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友谊,使多民族国家日臻巩固。贞观年间,益州大都督奏称少数民族东突厥叛乱,请求发兵征讨。李世民说:“獠人凭依山林以为险阻,时常如老鼠出来偷窃,是他们的习俗。州牧郡守如能以恩信抚慰,自然相帅服从,怎可轻动干戈,捕捉其百姓,比如禽兽,那里是为民父母的行为呢?”始终不允许出兵。贞观四年,李世民利用实厥分裂之机,派大将李靖等人深入此地,一举大获全胜,并生擒其可汗颉利。李世民给这位可汗以惠厚待遇,让他留京任右卫大将军,并对广大突厥人予以妥善安置,仍由原部落酋长管理,使其能过安定的生活。当时,突厥人迁居长安的有近万家,突厥贵族被任命为将军、中郎将等上品以上官者达百余人。此举得到民众的欢迎,从而缓和了双方的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封建国家的日益巩固。
诚然,唐太宗李世民毕竟是封建帝王,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同样,也逃不出“人亡政息”的历史规律,但他的统治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唐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封建统治,保障了中国封建社会持续稳步地向前发展,展现了一个封建帝王较高的领导谋略。他注重现实,锐意改革,体恤民情,知人善用,奖罚分明,主动纳谏,纠正失误的统治策略,对今天的当政者不失借鉴意义。
日期:2023-02-10 14: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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