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团队秘密之二人才幕府

   曾国藩打天下，靠文武两手。武的是他的湘军，文的是他的幕府。曾国藩用天下眼光来经营他的事业，他吸引人才、培养人才、推荐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出身曾国藩幕僚而后官至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其中大学士一人，军机大臣一人，大学士入值军机者一人。他们就象曾国藩播下的“种子”，在其身后纷纷开花结果......

                        -------------题记

   曾国藩深知，人才是打天下的根本。

   所以，他吸引人才、培养人才、推荐人才。有时候被假人才骗了也在所不惜。

   他的爱才之心，吸引了无数的人才，吸引了无数的精英。

   左宗棠、李鸿章等都是他的精英门客代表。

    精英因为曾国藩飞黄腾达，曾国藩也因为人才名满天下。

   为了是别人，曾国藩还认真学习了“相面术”，对见面的人才能够看透他的人生。这门学问传了下来，名曰--《冰鉴》。

    曾国藩曾经专门设立人才招聘机构，经过亲自过目、询问、判断，只要是好的人才，全部留用，干几年后，尽量推荐外任高官。所以李鸿章等人队他敬佩万分。曾国藩幕府的办事机构，大体可以分为军政、粮饷两类。

   其军政办事机构有十余个，论其职能略分以下几种。

  （一）秘书班子，包括曾国藩身边的谋士和各类文案人员。曾国藩称之为“幕府”，而笔者则为其取名秘书处。它不仅在军政办事机构中居于首要地位，且是整个幕府乃至曾系湘军的神经中枢．曾国藩对上级的报告，下级的指令，前后左右的联络协商，内部关系的调整，都通过这个机构进行。秘书处的具体工作主要是草拟咨、札、函、奏，管理文书档案，分工明确，各有专责。另外，有时还帮助曾国藩出谋划策和调查、处理重要事件。由于秘书人员工作性质重要，且与曾国藩最为接近，故在幕僚中地位最尊，待遇最厚。同其关系密切而后地位显赫的人物，如左宗棠、李鸿章、钱应溥、刘蓉、郭嵩焘等都曾担任是职。秘书处的任职条件，除“忠实可靠”外，还须通晓政务，文学优长，尤其草拟奏章者必须上上之选，殊难物色。而这些人也往往得保最易，得缺最早，其他人员望尘莫及。

 (二)思想文化机构，包括编书局和忠义局。忠义局全名忠义采访局，也称忠义采访科，主要任务是采访在战争中为清王朝“阵亡殉难之官绅”，汇总事迹，由曾国藩奏请建立专祠、专坊，以扶持礼教，维持风化。实际上，这是曾国藩为封建地主阶级做的一件思想政治工作。该局工作人员主要有陈艾、方宗诚、汪翰等。编书局简称书局，主要任务是刊刻名籍。其中不少宿学名儒，如罗汝怀、莫友芝、汪士铎、李善兰、张文虎和刘毓崧父子，多入《清史稿》的《文苑》等传。

    (三)军事和情报机构，包括营务处和采编所。营务处略似今日军中之参谋部，而职权略有不同，其任职条件是文武兼资，沈葆桢、李榕、李元度、罗萱等都曾任职其中。采编所主要有张德坚、邹汉章、程奉璜等人，其主要任务是通过降人、难民和侦察活动收集和整理太平天国的战略情报，后来据以编成《贼情汇纂》一书。

    (四)司法机构。咸丰三年初曾国藩到长沙不久，就奏准在团练大臣衙内设立审案局，大肆捕杀有反清活动或嫌疑的湖南民众。审案局办案废除一切司法程序，定罪不要证据，只据团绅一言即可置人于死地。它是紧随秘书处之后设立的幕府机构，承办案件的刘建德、厉云官等人也成为最早的一批幕僚。曾国藩“东征”后审案局改名发审局，成为幕府中的常设机构，遇有案件，就交发审委员审理。这一时期大多审理军中犯案，如万瑞书抢粮台案,李金旸“通贼”案等。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期间，为清理历年积讼和办理天津教案，都曾设立发审局审理案件。在发审局任职的人员，主要有张丞实、李兴锐、庞际云、孙长绂、吴汝纶等。同治四年北上剿捻期间，曾国藩曾仿照湖南“清匪”办法，派遣大批查圩委员赴捻军老家蒙、亳一带查圩，以整顿和重建地方基层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割断当地绅民与捻军的联系。查圩委员握有生杀大权。他们按照曾国藩的条令，对一切靠拢湘军的士绅，不管过去是否从苗从捻，一律加以提拔、重用、奖励，对一切不愿为其所用的士绅，即使并未从苗从捻，也要加以撤任和惩办，对一些回乡捻众或同捻军有联系的人，更是大加捕—杀。曾国藩为了多捕多杀，对查圩委员以杀人多少定功过，多杀者大加鼓励，心慈手软者严厉斥责。不少人开始缩手缩脚，被斥后胆大妄为，滥捕滥杀，遂成“能员”。

   (五)善后机构，包括善后总局及团练、保甲、田产、抚恤等局。湘军攻占安庆和江宁之后，曾国藩曾先后在两地设立善后总局，下设团练、保甲、田产、米粮、子弹、火药、抚恤等局，以维持秩序，清查田产，催收钱粮，供应军需，救济灾民等。负责这一机构的是万启琛、李榕等人。曾国藩的粮饷筹办机构分为供应和筹款两个系统。供应系统包括粮台、报销局和军工企业。粮台分为行营粮台、中转粮台和后路粮台，其总的任务是负责粮饷及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而不同的粮台则又有其不同的具体任务和工作特点。行营粮台又称支应粮台，主要负责前线各军的供应。它一般随曾国藩湘军大营一起行动，有时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也常于行营总粮台之外另设分支粮台或前敌支应所，如祁门粮台(又名山内粮台)、无为粮台(又名江北粮台)、徐州粮台、安庆银钱支应所等，以就近解决前线某军或数军的供应问题。这些粮台实际上也属于行营粮台。行营粮台的经办人员主要有李瀚章、张韶南、隋藏珠、王延长、李兴锐、李鸿裔、李作士等。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主要有三条：读书、历练、言传身教。

   他在专为幕僚拟定的劝诫条令中规定，凡入其幕府者，必于军、政、饷、文四事之中精习一事，并结合实际进行学习，增长才干。而学习又不外学古与学今两种途径，学古则多读书籍，学今则多找榜样，多向人请教。他对身边秘书人员抓得尤紧，不仅经常找人个别谈话，还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规定课程，定期考试。

   同时，他还利用茶余饭后之隙谈古论今，向幕僚传授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实践经验。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则主要通过书信和批札，结合实际事项进行开导，传授知识和经验。

 在培养方向上，曾国藩亦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培养。有的人，如张裕钊文学基础很好，但不适于做官，曾国藩就令其专攻文学，以求发展。对其所谓“文学四弟子”中的其他三人吴汝伦、薛福成、黎庶昌，曾国藩也都在文学方面进行过培养，不过与张裕钊的要求有些不同而已。在培养人才问题上，曾国藩真可谓呕心沥血，终生不懈。不少幕僚受其感动，拜他为师。例如，赵烈文咸丰六年初入曾幕，咸丰十一年再次入幕，同冶四年始行拜师大礼，改变称呼。此足见其郑重其事，并非草率之举，阿谀之行。曾国藩幕僚中有如此众多的人才，对他们大多数来说，恐怕是同曾国藩的教育、培养分不开的。

    然曾国藩幕僚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从政人员。

   他们有的身居要津，有的独任封疆，一时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14]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出身曾国藩幕僚而后官至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其中大学士一人，军机大臣一人，大学士入值军机者一人。他们就象曾国藩播下的“种子”，在其身后纷纷开花结果，致使清朝晚期的用人、行政、国防、外交无不打上曾国藩的思想政治烙印，一时形成风气，影响到整个政局。

    这种湘、淮军系统，尤其是曾国藩幕僚出身的官员到处主持要政的情况，曾国藩在世时已经出现，而到了光绪年间就变得更为明显。仅就掌握地方最大实权的各地总督而言，当时除河、漕二督外，主持军、政者只有八员。光绪元年至十年全国先后担任是职者共有18人，其中湘淮系官员12人，曾为曾国藩幕僚者即有6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光绪三至四年则情况尤为突出，不仅八名总督全属湘淮系官员，且曾为曾国藩幕僚者竟有5名，占总数的将近三分之二。这种现象在历朝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难怪清末文人夏震武会说：“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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