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商人、电视制片人，对社会的反复了解，专家的讲解、历史的考证，反复的推敲，促成了人人喜欢《张居正》，电视剧正在拍摄之中.......，一个不同平常的文人。
------ 诸葛长青（海涛）
中等身材的湖北中年汉子，一见面，没有什么多余的寒暄，点头示意后便开始了访谈。他就是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张居正》的作者———熊召政。他说话时顿挫有致，表情沉稳。整个采访期间，他仍然非常繁忙：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看短信，一会儿征询站在边上忙碌的助手的意见，一会儿还得瞄一眼旁边笔记本电脑上的股市行情。干脆利落的忙碌之余，他却总不误正在进行中的谈话。
记者：您曾下海经商6年，起因是什么？
熊召政：1991年，有一次我要到广州出差，当时我是二级作家，按规定可以坐软卧。我托人买到软卧车票，人家送票时开玩笑说：软卧车厢里有两种人，一种是高干，另一种是个体户。你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勉强享受高干待遇，但很多人称你们是文丐。这让我受到很大刺激，于是下海。
记者：经商成功吗？
熊召政：我不能说我很成功，但我发现，赚钱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只要你稍有点头脑，你都可以分享改革成果，就是兼一份职也多一份工资啊。
记者：作为企业家你也是成功的？
熊召政：我说的是赚钱，不是办企业。我的才情、智力、人生经历，我的性格，各方面决定我难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我可以赚到钱，但绝对不会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我在商海里尝到了一些甜头，没有遭遇大的挫折，但与其在商海中尝那些小甜头，不如回到文学中品尝挫折和失败。这点我彻底搞明白了，我是文人。
记者：最不适合当企业家的性格，您有哪些？
熊召政：自视清高，不爱应酬。我喜欢过有规律的、从容不迫的生活，不习惯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这些性格注定我做不了好的企业家。
记者：商人生涯，有没有难以割舍的东西？熊召政：有人曾开玩笑问我，有多少钱能让你安心追求当大作家？我说有200万就可以神闲气定地当作家了。那人说，你是不是有200万就回去当作家？我说我肯定回去。
记者：金钱毕竟是好东西，当作家很难像经商那么容易挣钱吧？
熊召政：在商海中，我一年能赚到的钱比我花5年写这一部小说要多。但我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称得上奢侈的爱好只有一个，打高尔夫，这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不愿意进入任何社交场合，几乎所有的晚上都在家里，一个人在灯下看书，经商的时候也是这样。喝什么名酒，穿什么名牌……对这些我不是很在乎。
记者：商人生涯对你写《张居正》有帮助吗？
熊召政：帮助很大。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中心地带。1980年代初思想解放，作家处于社会的中心。1990年代经济是中心，身处其中可以及时地、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的节奏，看到旁观者看不到的趋势和暗流。文人看社会，很容易将个人好恶作为公共标准。比如，有人不喜欢喝酒，看到全社会都在喝酒，就得出了社会不正常的结论。只有参与到社会当中，人才会知道社会多复杂，做成一件事多么艰难。
记者：是为了写《张居正》而回归作协，还是因为回归了作协才想写《张居正》？
熊召政：是因为想写《张居正》而离开商海的，我研究张居正时的身份还是商人。即便经商，我也坚持每天读明史。
记者：谈谈这次获奖好吗？
熊召政：很高兴。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你尊重文学，文学也会尊重你。我花了10年时间，把自己孤立起来，不被潮流卷入，认真做文学。结果证明，严肃的创作态度读者还是能够感觉得到的，不要试图愚弄读者。
记者：什么是愚弄读者？
熊召政：比如写皇帝吃早饭。如果觉得这种细节随便编造也无所谓，这就属于愚弄读者。
记者：你对评论界怎么看？
熊召政：评论界也不是铁板一块，与作家一样，评论界中也有很多非常严肃的人。
记者：您刚才虽然没有提到严肃文学这个词，但始终在说严肃。
熊召政：严肃文学不只在专业中，在一般读者中也有市场。一个民族可以有各种文学，但是保持一个国家文学尊严的这部分文学还应该是严肃文学。
诗歌高尔夫历史小说
熊召政写过诗歌，投资过高尔夫球场，后又投入被认为是相当孤寂的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他认为：“写作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自20岁发表第一首诗作以来，熊召政已发表诗作数千首、诗集多部，并以《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一诗震动中国诗坛，因此获得了1979-1980年度全国中青年优秀新诗奖。此后，他调到湖北省作家协会，一直到现在。
一次打高尔夫的经历让他决定投资高尔夫。1992-1997年的六年间，他停薪留职，怀揣着3万元“投奔商海”。建造一座球场得3亿元；可他就那么一点钱，就想做球场，朋友们笑他是“蚂蚁吞大象”，但以后的事实证明，熊召政下海的第一个项目是成功的。对于这一段经商经历，熊召政总结说：“下海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使我学会用别人的眼光看世界，后来甚至带来我性格的改变。以前，我和许多文人一样，总以为世界围着我转。”
生意成功后，熊召政花了5年时间研究明史。慢慢地，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占据了他的全部空间。自1998年动笔起，熊召政动笔写作150万字的《张居正》，前后写了三稿，这部小说整整耗费了他十年时间，并于2005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熊召政由此完成了独特的“三步走”：从诗歌写作到高尔夫球场的商海弄潮、再到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完成了诗人、商人到文人的多重身份的轻松糅合。他自己很自豪：“我不是个纯粹的文人，我若完全以文人的心态出发，就写不了张居正。”“我是文人的精神状态，商人的生活状态。”
从文经商讲究“前期功夫”
熊召政非常强调做事与做人要分开。道德和利益，文人的精神状态和商人的生活状态，艺术与人生，在熊召政这里全都井水不犯河水，两不相干。
见面一坐下，他给我们递了名片。找了一会儿，挑出两张略显寒碜的、简单标注着“作家身份”的名片递过来。笑问他是否“看人给名片”时，没想到他毫不含糊地说：“是的。我给商人发‘董事长’名片，给文人发这种‘作家’名片。”“商人是我的生意伙伴，是利益；文人是我的朋友，是友谊。”不过，他意犹未尽地加了一句：“我还是觉得与文人在一起有安全感。”说完，他自己也笑了起来。看来，他还真有点当代浮士德的样子呢。
熊召政似乎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个商人。甚至写小说在他看来，也有点像商业策划。他认为，历史小说的写作，就像科学试验中的“采样”。而采样的过程，就是商业投资前反复的项目论证，是非常重要的“前期功夫”。他反复斟酌，采了“张居正”作为自己的写作样本。而恰恰就是这些“采样”的前期工作，大概花费了他约100万元人民币。熊召政自嘲地说：“写这个小说不挣钱，我到现在才回收了80多万元，本还没捞回来呢。”
但就是这部《张居正》，成了他又一个事业坐标。对此，他感慨地说：“一个人一生时间有限，想真正做成几件事不容易。要做，就得定个高标，要做第一。”接着，他历数自己的经历，说自己无论是写诗、投资高尔夫球场、还是写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开公司拍摄第一部电视剧———《张居正》，都出于这种起步要高的追求。他觉得，人生就要这样，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
“我的商业是为我的文学服务的。”熊召政在商业上周密的策划风格，使得他的小说创作也获益不少：请诸多著名的明史学家推敲史料，请许多人给自己到处找资料，请小说理论家、批评家给自己的作品“会诊”等等。对于这一点，他也承认，这些工作都是小说“全票通过”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重要原因，尽管他直到现在还对此有点“感到意外”。
熊召政还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在写小说时，当他一不想写了，就自然“会把全部的情节人物都忘得一干二净”；而一旦在书桌前坐下来，“一下子，全部都想起来了”。这正如他一再强调将“商人之交”和“文人之交”分开，将“做事”和“做人”撇清一样。写小说时，“保证自己每天写3000字”，他说，这和他作为“大商人”的日常生活一样，“都是很有规律的”。
喜欢自驾车旅游
熊召政是一个商人化的文人，一个痴迷现代的商人，一个神往古雅的文人。他爱玩，玩的是名车，第一辆是凯迪拉克，第二辆是加长的林肯，第三辆是凌志400，第四辆是奔驰。有一次，他开着名车上街，遇上武汉交通堵塞，一生气，干脆卖了，转手又买了一辆原装日本生产的帕杰罗越野吉普。这下他可以玩越野飙车了。不久，他就搞了一次从武汉到江西的自驾游，重走了伍子胥逃往吴国的路线。
熊召政把写小说看作一件乐事，不过此“乐”却代价不菲。不像其它的历史小说家那样，熊召政享受的是一种“贵族式的写作”：“170多平方米、装修一流”的豪华工作间是熊召政写作的硬件。在这个“独立王国”里，还摆放着好些古玩、字画，同时布置得十分别致优雅。
熊夫人无疑是熊召政事业和生活上的得力助手，他的150万字的《张居正》文稿，夫人读了三遍，改正许多错误，他戏称夫人是自己的“大内总管”、“贴身护法”。而在看不见的背后，在熊召政豪华的工作间里，还有他的五个“写作助手”。当然，可能还有他更多默默无闻的生意伙伴和文人朋友。
熊召政的趣味古今杂糅，家庭观念也是如此。他一边大写明史里的张居正，反思中国的政治文明的深邃和历史情怀的古雅；一边又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加拿大就读，去“接受异域文明的熏陶”。说到儿子，熊召政一脸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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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长青简介：诸葛长青，中国国学传统文化传承弘扬者，愿与天下志同道合者一起“学习圣贤、弘扬善德、振兴中华、造福世界”。
日期:2023-02-10 17: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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