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人感应学说

    一代大儒董仲舒，学识渊博，灵活运用天人感应学说，促进了历史发展......

                  -------- 诸葛长青（海涛）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西南）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
    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其后，任江都国相和胶西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派人到其家中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汉武帝采纳了他的思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河。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论、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体系。体系的中心是“天人感应”说。认为“天”对地上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分别表示希望和谴责，用以指导他们的行动，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将天道和人事牵强比附，假借天意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认为人的认识就在于与天意相符，天意“唯圣人能见之”。还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和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的论点。著作有《春秋繁露》（可能经后人附益修改）及《董子文集》。
  董仲舒直接提出“道（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道）”，把阴阳五行学说进一步发展。
　　首先，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道。他认为天的意志是“贵阳而贱阴”的，而阳为天之德，阴为天之刑，因此，天“任德不任刑”。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因此，阴阳五行乃天道的特性。董仲舒所谓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关于五行的时空配置，董仲舒以为，“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具体言之，即“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土居中央，谓之天润”。董仲舒进一步认为，五行的相互关系有两种相反的法则，即“比相生”与“间相胜”。所谓“比相生”者，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生)；所谓“间相胜”者，即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五行相胜)。所有此种相生相胜的关系，则由于“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五行之义)。五行的属性和相互关系得到进一步扩大。
　　根据五行的属性，董仲舒推出了天道的有序的特征：“故至春，少阳东出就木与之俱生；至夏，太阳南出就火与之俱暖，此非各就其类而与之相起与？少阳就木，太阳就火，火木相称，各就其正，此非正其伦与？至于秋时少阴兴而不得以秋从金，从金而伤火功，虽不得以从金，亦以秋出于东方，俯其处而适其事，以成岁功，此非权与？……是故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
　　既然五行乃天道，而人道出于天道，因此，董仲舒又把五行相生关系引入人道的君臣伦理。天道与五行是一种永恒的秩序，“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而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共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观，实际上只是一种推行儒家德政的手段。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孟的德政、仁政过于空泛，要求帝王行仁德之政，如果要像孟子所说，依赖帝王心中的“四端”发用，或是具有“求义不求利”的精神，很难为统治者真正采用，因此孔孟一直处于政治的边缘。汉高祖起于民间，不修文学，自命“提三尺剑取天下”，起初很是看不上儒家，以为儒者只会夸夸其谈，不能斩将夺关，夺天下主要依赖武力功臣，故早年很是蔑视儒士，甚至认为“为天下安用腐儒”？儒家认识到，若想有所作为，必须从理论上发掘能满足当时所需、主要是满足当时统治者所需的思想理论，才会被统治者真正接纳，作为统治者的主流思想。也只有这样，儒家思想才有可能真正社会化。否则，将永远是飘在空中的“丝絮”，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因此，儒学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在理论上进行了与时俱进的调整。
　　董仲舒采用“天意”、灾异、阴阳五行之说来敦促君主实施仁德之政，则是一种比较实用有效的做法。儒家的是理想仁、王道、礼治的理念，这是一种崇高的理想，或许也是天下苍生的共同性的大利，但世上大多数的平凡人们却难以接受，宁可先满足自身的欲望。皇帝也是凡人，不可能生下来就是个圣人，也许有雄才大略，但这份雄才大略也是以自身利益为优先的服务对象。董仲舒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将儒学改造了一番以迎合现实，以把天道转变为世俗信仰（巫术、鬼神、天意），并以之为手段，推行其政治理想。如果说纯粹的仁、王道、礼治的理念是一种对帝王一己之利的抑制，那么董仲舒采用的是一种“扬抑”帝王的策略。一方面，天的意志是“贵阳而贱阴”的，阳为天之德，阴为天之刑，因此，天“任德不任刑”。这是“抑”。另一方面，“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依据“王道任阳不任阴”“阳尊阴卑”，建立起有利于统治的“三纲五纪”的君臣伦理学。这是“扬”。“抑”是目的，“扬”是手段。自然界的灾异，既是天的谴责警告，“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而“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灾异也是好事，是天的仁慈爱护。可见灾异也是“扬抑”的表现。先扬而后抑，才能得到君主的接受。董仲舒因此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也造成儒家那种近乎纯粹理念的变异，同时正式开创中国政治在不同程度上的“宗教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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