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是我们敬仰的历史明星。他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博学多才，二是斗志昂扬，三是勤奋努力。不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形势，都要锁定目标，勤奋努力，成功就在我们手中。

                                           ---------  诸葛长青

     司马迁（前135 ~ 前87）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 《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  「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已发愤着书、创作《史记》的决心。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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